层级监督主要着眼于行政系统内部的自我纠错、自我监督，解决行政纠纷，保护公民权利只是行政系统内部自我纠错的副产品。
由于政治统一体的话语中被掌权者灌注了他们的特殊意志，其虚假危险的发生从话语介入文化认同机制的环节就已经开始了：由于文化认同具有自发性，一旦要通过有意识地话语表述、发现或者实现文化认同，并将其转化为人民的统一政治意志的时候，掌权者就会将自己的特殊权力意志阐释为最高价值，使其他参与交往的主体，在这一套话语体系下认同掌权者的自我辩护，由此构建的权力，会被声称代表了人民的掌权者把持，在现实中，人民是被架空了的，这种语义性的立宪主义国家会使民主政权蜕变为精英式寡头政权。参见刘洋：《大国夹缝中的库尔德人》，载《党政论坛(干部文摘)》2011年第1期。
⑥此时才能认为掌权者的统治能够成为一种成功的命令或嘱咐。但如果这个默认的前提只是虚假的，掌权者只是根据力量优势推行自己的意志，然后纯粹在握有权力的事实基础上声称自己获得了人民的权威认同，那么制宪权就会蜕变成一种形式，构建的只是语义性的立宪国家。(23)此时文化认同机制的作用过程充斥着掌权者的话语权力，权威是被塑造出来的，是权力自我辩护的形式转换。以此为基础，人民作为政治存在②通过政治意志确定了自身存在的类型和规范。进入专题： 权威 权力 人民 话语 文化认同 。
除非完全摧毁语言，否则不可能完全人为构建起权力对话语的长久垄断。文化才是决定政治国家权力是否能够获得权威认同的根本性规定。关于立法的合法有效性，哈贝马斯更看重的是人民作为自我立法者这一个因素。
民主是否在宪法权威的树立过程中得到实现。民主原则要求对日益扩大的政府权力及其活动范围进行有力的约束，行政程序就是公民监督行政执法行为的一种手段。立法程序成为任何人主观任性的羁绊。法律应当由一部分人制定，在立法时这部分人无从预见这些法律对具体人和事的影响，而在法律制定之后由另一部分人即司法机构实施，这有利于防止立法者的偏向对公共正义完整性的侵损。
司法的终局性意味着在解决争议的诸多方式中，只有司法裁判是终局的，生效的司法裁判具有既判力。因此必须建立机制，为公民个人提供这一选择：如果立法部门通过法律，必须使公民能够对该法律是否符合宪法提出质疑。
二、法律创制的合法有效性为了将政治决策建立在宪法和法律的基础上，首先必须要保证法律创制的合法有效性。随着从自然法到实证法的过渡，这种对使用强制力的授权变成为对提起诉讼的授权。也就是说，立法程序能够保证公民充分行使政治参与权和交往权，自由的政治性意见形成和意志形成就能转化为法律意志的形成，如此形成的法律就具有合法性，就能解决法律效力中的有效性和事实性之间的对立，而同时公民也就成为法律共同体的成员，他们服从法律就是服从自己的意志，服从法律的权威就是服从普遍意志的权威。在自由主义模式中，对司法与行政的严格法律限制导致了经典的分权格局，其前提和目的是对国家权力的任意意志进行法律的规制，以防止其对公民自治领域的侵犯。
但是，现代社会的行动主体还是面临着在成功取向和理解取向之间作出选择，而行为规范要解决这一问题，其本身必须同时通过事实性的强制和合法的有效性，才能使行动主体愿意遵守，因而这种行为规范必须具有能使有效性具有事实性的权威力量。生活世界—建制是它的部分之一—是作为一种通过交往行动而再生产的彼此交叉的文化传统、合法秩序和个人认同而出现在人们面前的[11]。要从实际出发，科学、合理地规范社会关系。《法治研究》2010年第10期 进入专题： 宪政 。
在这里，生活世界是从社会学观察者的视角出发被客体化。现代国家内部的三大权力之间的分立，确保了与行政权分立的立法权由公民来行使或在公民的监督下行使。
因此，独立的司法部门对确保社会的每一成员包括国家机关及其官员都奉行法治至关重要。解释是任何规则适用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步骤。
在现实中，效率、民主和正义这三种价值存在着尖锐的冲突，把这种冲突制度化并加以控制的要求从根本上促成了权力分立的概念。[7][英]M.J.C维尔：《宪政与分权》，苏力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32～333页。而法官对案件的判决是一种取向于过去的行为，它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已经物化为现行法律的政治立法者过去的决定。因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正是主观的私人权利—它们划分出个人行动的合法领域，并因此而适合于对私人利益的策略性追求—构成了现代法的核心[14]。[21]在这里，立法程序的透明度对保证立法的公正合理性极其重要，立法部门在辩论期间特别应当向公众开放，任何拟议的立法均应予以宣布、公布并给予充分的辩论时间，以便使对之关心和可能受其影响的公民发表意见[22]。法治社会与宪政国家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现代社会不仅通过价值、规范和理解过程进行社会整合，而且通过市场和以行政方式的运用的力量进行系统性整合[18]。
人权是否获得切实的法律保障。鉴于此，司法独立、司法审查的宪政价值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普遍的认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司法审查制度，实现了司法裁判请求权的宪法化，此后，区域联盟法律、国际公约规定了裁判请求权，将其看作是一项普遍性的国际人权，并成为人权保护机制的国际评判标准。
专制主义将人权分割开来，使其制度化，这是权力不分的必然结果。要实现法治，就必须有一个独立的司法部门，有权力对立法和行政部门的行动进行司法审查，因为司法部门是执行两种确保法治的关键机制的机构：三权分立及不同权力部门之间的制衡。
凭借司法保护请求权，市民社会的成员可以诉诸法院要求法院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进行合宪性审查，因而司法审查成为人权保障的终极机制，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实现良性互动的权威宪政机制。[1]在他看来，治理权和审理权的适当平衡，亦即政府权力和司法权力的平衡是宪政的实质。
内容提要:宪政的实证评价标准至少涉及到这样一些基本问题：宪法是否规定了合理的权利体系与权力结构，实现了对权利和权力的平衡配置。而为了确保一致性，审判必然与行政相分离。关键词:宪政/评价/标准宪政的构成要素和宪政的价值理念是宪政评价标准的理论基础。人民与其代表相较，以人民的意志为准[26]。
行政部门则处理当前出现的现实问题。其二，个人受法律保护的权利也是一种基本权利，它们为要求建立一个进行独立、公正审判的司法机构提供了理由。
此外，司法权与立法权必须严格区分，这是一个自由国家的首要原则。司法活动程序性的标准主要由程序的平等性、中立性、终局性等构成。
[20][美]A·T·默克尔：《法治国的观念和形态》，载《法学译丛》1983年第5期。[9][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
而立法机关的构成、人员组成是社会利益集团利益分配的中介。为此，我国必须借鉴世界通行的做法，用宪法形式确立裁判请求权，保证任何人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诉诸法院获得公正裁判，使司法成为法律纠纷最重要的解决机制，并通过其权威性影响促进一些纠纷能够在非讼机制下获得较为公正的解决。其三，政治上自主立法权利，也要求在基本权利中得到具体化，这些基本权利赋予公民平等参与民主立法过程，而这需要借助于国家的立法机构来实施。[4]立法职能能否有效发挥的核心是选举权，必须允许符合法律条件的所有公民参加选举，通过选举产生行使代表身份的立法部门，该部门通过的法律应当体现所有公民在协调行事的情况下本可通过的法律，条件是假设所有的公民实际上能够集会讨论所有此类立法问题。
一言以蔽之，法律创制的合法有效性的基本原则应该是立法的合法化、民主化和合理化。建立在契约自由和财产权利基础之上资产阶级私法的规则体系就是这样一种权利体系。
法治要求宪法确立一个完善的基本权利体系，这个体系应该包括个人自由、作为一个法律共同体成员所应当享有的成员权利、获得法律救济的权利、机会均等地参与意见形成和意志形成过程的法律创制权利和社会保障权利。于是，司法裁判请求权的普遍确立及其保障的制度化，为纠纷当事人充分利用司法机制实现和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基础，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提升了法院的宪政地位，对民主政治宪法化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而维持在法律有效性向度中的这种张力，又要求对法律作权威性运用的政治权力以合法的形式加以组织，于是建立权力分工、合作和制约机制就成为宪政法治国家的核心内容。司法裁判请求权的宪政意义在于它给当事人挑战多数人意志的正当性提供了合法程序，当事人可以通过宪法诉讼表达自己对法律的评价，从而达到保护少数人权利的目的。
